看到中國青年報的一篇文章，內容和文化、城市規劃等議題有關係。
全文轉載如下：
中国青年报 [冰点]：谁的城市？ 中央电视台新址的电视文化中心（缩写TVCC）着火的时候，李照兴正在上海的一家小饭馆里喝酒。手机响起，朋友在电话里嚷道：“央视新楼着了，我第一个就想到你。”那个元宵夜，先后有十来拨人跑到火灾现场要为李照兴做“直播”。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，对于这场大火，这个喜欢在城市间漫游的香港人一定会很关注。
今年年初，李照兴的新作《潮爆中国》在内地出版，开篇即断言，央视新址是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缩影：潮，却不平衡，其间还夹杂着虚荣和盲目。“它作为一个目空一切的建筑，振奋、迷惑、唯美、催眠，它揭示了资本与权力的紧扣和城市开发的野心，它试图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秩序”。在李照兴笔下，这座超一流的建筑，带有几分虚幻的意味，因为“坐巴士从老北京的胡同转到那儿，城市景观就像从清朝驶向了外太空”。
有一次，李照兴从香港背了几本繁体版新书入境。在深圳罗湖口岸，边检人员半开玩笑地问：“《潮爆中国》？是要爆破中国吗？”
书的作者连忙解释，粤语中的“潮”，跟“潮人”、“潮流”一样，有“时髦”的意思。“潮爆”就是很潮、非常潮、潮到极致。只是，他并没有告诉对方，粤语中的“爆”，还有“爆煲”的意思，指“内里积藏得太多，或热得太劲，终会爆破”。
在这本历时5年写就的中国城市文化笔记里，李照兴首选“央视新址”作为“潮爆”的典型。没想到，一场耗资100多万元、却造成数亿元损失的央视内部焰火晚会，为他的判断做了注脚。
“任何东西潮到极限就会爆，就像第一次吹波（气球），吹到最后肯定会爆。”李照兴笃定地说：“怎么让那个波又大又不爆呢？这个没人知道，除非你爆过一次，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可以吹多大。”在这个乐观主义者看来，“爆一次也好，就知道极限在哪儿了”。这对当下急速飞奔的中国城市化脚步来说，未尝不是件好事。
冲着天空去的，没有向着大地 作为旁观者，李照兴认为近年来中国饱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是城市的大规模拆迁，而央视新址是其中的一个缩影。
与众多北京人对这座新潮建筑不屑一顾不同，客居北京的李照兴一直很好奇地盯着它一点一点地长大。他至今仍记得，2004年夏天，央视新址还只是一块空空的工地。其时争议声不断，工程停了下来。工地上连围板都未遮严实，里面“像一个被淘空的矿洞”。
后来，北京搞了一个以央视新址为主题的展览，随后展览搬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，使其一跃成为当代建筑的杰出代表。李照兴也在这次展览中读出了这座大楼试图统领整个北京CBD（中央商务区）的野心。
李照兴本人非常赞赏这座极具创意的建筑，因此他很不理解，这个在国际上备受好评的设计，为什么在中国竟被人们称为“大裤衩”。
元宵夜TVCC的这场大火，更让他感到诧异。朋友们告诉他，现场围观的市民中，大多数的人像在看戏，没有痛惜的神情，仿佛发生的不是灾难。这一点和李照兴在网络上看到的反应相似，网友们在即时更新的新闻或视频之外，夹杂着评论、讽刺和批判，甚至很快就开始PS创作，以至于李照兴还没回到北京，就收到了香港朋友转来的“TVCC熊熊燃烧的背景下，咸蛋超人与怪兽对打的科幻场景”。
所有这些都促使李照兴摆脱单纯的建筑美学角度，重新对这座建筑进行考量。他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两方面：一是新盖的东西跟原来的社区不匹配，又对原居民造成了影响。二是它的奢华和夸张，让老百姓觉得耗资巨大不是出于必要，而是像那场耗资100万元的焰火一样，只是为了炫耀。
2005年夏天，李照兴搬到临近央视新址的光华路。当时周边的建筑还没拆光，工地旁残存着小街小巷。有时，李照兴会骑车过去，在胡同里的小店吃碗面条。在他的印象里，北京的店主通常都很随便，在里面吃饭、喝酒都无所顾忌，有时店主还会端个酒杯来与客人神聊。
然而此刻李照兴看到的却是“不知道明天的日子怎么过”的那种迷茫，同时夹杂着烦躁和无奈，“好像很匆忙，巴不得你走，好赶快收工”。当问到具体的问题，比如“要搬走了？”店主人最典型的表情就是摊开双手，做无可奈何状。
熟悉了之后，李照兴开始体会到当地居民的心境。“昨天的街道、昨天的建筑、昨天的邻居都没了，就剩下个‘拆’字写在墙上”。这是央视新址工程指挥部留给那片地区最多的一个字，“手写的黑色大字在圈中挥舞”，只留下威慑力和不安全感。
在一个推介新书的沙龙上，李照兴与读者们分享了这段经历。在他看来，这座巨资缔造的传媒帝国之所以不受民众欢迎，是因为它从一开始，就“冲着天空去的，没有向着大地”。
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座建筑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李照兴的故事，让在座的一位叫姜妍的女士想起了新华社记者王军的那本《采访本上的城市》。那本书的封面让她印象颇深，上面印的就是“央视新大楼与生活在它脚下的居民”，以表现“建筑给城市人带来的压迫感”。而姜妍本人，也是那些居民中的一分子。
2008年年初，姜妍在京广桥旁的新街大院租了间房。每天一走出楼门，抬眼看到的就是那座高高耸立的央视新址。有一天，她开始想：“我们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座建筑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”
在一篇文章中，她写道：“我每天生活的古老大院，就在被称为‘大裤衩’的建筑之下，这是一个我第一眼看到就喜欢上了的院子，像极了小时候住的军队大院。院门口配钥匙老爷爷周围总会聚集一群下象棋的居民，他身旁的老式收音机里有时播着戏曲，有时播着评书。没人配钥匙的时候，他会抽空做上几个关蟋蟀的小笼子。往外走两步，沿街就是个小型菜市场，再然后是呼家楼电影院，一路走到底的话，还能碰上至少3家小卖部。小卖部的门脸很小，都是附近居民自己开的，即使是午夜回家，他们也会开着，店主亲切地打声招呼，我就买上两袋牛奶回家……”
此时的姜妍并不清楚，就在她搬进新街大院之前半年，央视新址工程指挥部以强制拆迁的方式，“请”走了新街大院11号楼的最后17户居民。据当时的香港《文汇报》报道，这是央视拆迁指挥部自2005年以来实施的第6次强拆。在此之前，央视工地东西两侧已有近21户居民分5次被强行迁走。
当然，等姜妍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拆下的砖瓦早已清空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只是拆迁的传闻仍然笼罩着这个社区。姜妍还记得，刚入住的时候，时不时有居民挂出国旗，以示抗议。
元宵节当晚，姜妍刚出差回到北京，对窗外的那场大火并没有过多的关注，很早便洗洗睡了。她的“无动于衷”，算是附近居民中最“中立而温和”的态度了。
在这个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女士看来，这座城市的马路越来越宽，建筑越来越豪华，随之而来的，却是人们和城市的距离日益疏远。她带着几分怅惘地说：“记得小时候，亚运村还是一片稻田，夏天哥哥会带着我们去逮蚂蚱，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后海一条条古老的胡同，我们常常穿梭在里面去小学同学家里做客，我还记得姥姥会带着我和弟弟去院子里挖野菜，以及那些趴在地上拍洋画的男孩们……”
姜妍很想知道，今天的孩子以及今天的大人们，是否还会跟这座城市有着这样的亲密接触。她觉得，快速行进的城市，有时候也需要一些人情味儿。那种感觉，可能就像午夜走进小区里，可以顺路就买到一包烟、一袋牛奶一样。
只是，这一切的安全感、归属感或是幸福感，都与那座惊世骇俗的庞然大物，毫无关联。
内地朋友说，香港不过如此 在李照兴笔下，让姜妍这样的都市人感到既兴奋又迷茫的城市，共同构成了“新新中国”。这一术语特指崛起于近10年间的中国城市面貌，是比“新中国”更新一代的中国：城市的破土开发，街巷的拆建，新样态奇观式建筑的冒起，时尚类杂志配合富裕阶层营造的中国新富式生活，互联网引发的文化，新一代孩子在跟父母辈完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……
所有这一切，都以急迫的“中国速度”向前推进着，时时让李照兴想起“时速超过400公里的上海磁悬浮列车”。
1988年，李照兴第一次背着包独自来到内地，坐上了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，开始了他漫游中国城市的旅途。“像跟活在另一个时空的朋友在火车相遇。你望着对座的一家人，对方诧异地打量着你的方便面。隔一条罗湖桥，已是两个世界”。
在李照兴的记忆里，那个年代除了北京，别的城市都没有地铁。长江上航行的也不是什么游轮，而是很破的船。那一代的香港青年流行到大江南北的城市中寻找一些有意思的东西。
21年后，内地的新新人类转而把香港当做购物街。一些去了香港的内地朋友直白地对李照兴说，“香港不过如此”。逻辑很简单，无论拿北京或是上海作比，“楼比你高，火车比你快，地铁也比你新”。
每到这时，李照兴总是笑笑说：“这些并不是城市生活的本真。”然后他会带着回味的表情，开始讲述他曾经居住过的社区。
那个被称为SOHO区的地方处在中环的边缘地带，曾经是香港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，有超过100年的历史。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，不同年代的印刷厂、酱油店、手工作坊已经荒废，于是便有向往低廉租金的小店业主和居民移居到此，很快从一条街发展到几条街。
每天早上，上班族们拿着报纸，站在自动扶梯上，只消10分钟，便到达山下的中环地铁入口。此时不用坐班的李照兴，开始了一天的生活。他习惯走不同的街道，认识新的邻居，有时路过书店，停下来看看新到的书。匆忙的时候，不想碰到熟人，便改走小路。他在这里发现了8条下山的通路，永远不会是简单的从A到B。
黄昏下班归来，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。他总是约上三五好友，坐在史丹顿街的咖啡馆外，要几杯啤酒。这里曾是孙中山当年成立兴中会的地方。桌子正对着自动扶梯，邻居、朋友和游客不断在身边走过，感觉就像“看见世界在身边流淌”。
这里有西式的餐馆，也有最传统的小吃。一对老夫妇每天限量卖一种叫“石本仔糕”的点心，吃到嘴里的时候有点暖，会让很多人想起温馨的童年。
需要自己做饭的时候，他便走到杰志街，这个街头的市场是香港唯一可以露天买菜买鱼的地方。听说因为卫生条件较差，港府最近打算提升这里的卫生和供水系统。
在李照兴看来，这样的生活，像极了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的作者雅各布斯笔下所描绘的“街边芭蕾舞”。所幸，香港政府并没有试图取缔或是改造这种草根的繁荣，转而通过提升硬件，保留了这个香港最具特色的社区。
有趣的是，在内地游客撰写的香港游攻略里，李照兴备加推崇的SOHO区通常被标记为“可去可不去的美食一条街”。
前门大街的旧与三里屯village的新 随着《潮爆中国》在《明报》上连载，这本书也成了一些香港游客内地游的攻略。香港一家旅行社甚至推出了“潮游中国”项目。凡是李照兴的文中提到的地方，无论褒贬，都在“潮游”之列，包括鸟巢、国家大剧院，还有改建后的前门大街。
2008年8月7日，翻新复原的前门大街开放。李照兴早早就赶到这里，他急切地想知道，几十个知名的老字号重聚前门是怎样的一幅场景。
结果令他失望，因为“真的旧建筑都被拆毁，开发者只打算用一块又一块簇新但仿古的砖头，重塑一个传奇”。
“前门，本来是老北京的繁华心脏，当时满人要把城中汉人排挤到箭楼城墙以外的区域。其时的老字号、名店、药店、鞋店、戏院、食店、舞台，都聚在这儿。草根的繁华，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与解放后。”这是李照兴介绍给香港人的老前门。
“如今的前门大门，整条街都变成商场，走在其中就像到了影视基地里的仿古街。”在李照兴眼中，这个复古的前门完全是为了让游客消费，没有生活在里面。他断言，这将会是城市改造中失败的作品。
从1988年开始，李照兴每到北京，都要去前门和大栅栏看看，那里虽然乱、破落，但能体验到北京普通百姓的生活。“那个年代，我是游客，我看见有老人住在里面生活，他在喝茶、聊天。我没有归属感，但至少看见别人有归属感。”而现在，“全是游客，全都没有了归属感”。
说到这里，李照兴突然想起，20年前，自己曾坐在前门那间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店里，透过玻璃窗往外看，当时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——外面是最典型的北京老街，面前摆的是最西方的快餐食品。那里面有冲突也有包容，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。而现在，北京的老街没了，只剩下仍以前门为名的大街，彻底和肯德基连成了一片。
就在前门大街开放的第二天，时尚购物区三里屯village（英文“村庄”之意）在北京悄然开业。它像一个村庄一样，由各个不同的建筑组合。全球最大的苹果电脑旗舰店的苹果标识，每到晚上就灯光通透，被李照兴形容为“一个晚晚都挂的月亮”。
李照兴最欣赏的是这里开放通道式的设计，每晚商店打烊以后，行人仍可以自由地穿行于步道和休闲广场之间。居住在此的李照兴甚至因此改变了生活方式。原先上班只能绕过雅秀商场，如今他也可以穿过village，时间充裕的时候，稍作停留喝一杯咖啡。更重要的是，三里屯早已是名扬世界的酒吧街，并没有因为这个项目而改变，仍然保持着两条车道——在李照兴眼中，这是城市街区理想的宽度。
“前门显然是借‘旧’来炒作北京，三里屯village则是用‘新’来定义北京。”李照兴说，后者的设计师只是翻新了中心区的商业形态，保留住周边的原始生态，由此打造出一个符合现代生活标准的社区，这比前门大街那种推倒重来式的改造要高明得多。
当城市变成主题公园 在漫游内地城市的过程中，李照兴发现，像前门大街这样的“复古”与央视新址那样的“前卫”，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代表。而北京、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的“示范作用”，更是带动了全国范围内争相兴建城市地标的热潮。
“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地标吗？”在沙龙上，李照兴提出的这个问题，得到了来自各地读者的共鸣。
一位来自江苏的媒体记者说，几年前，南京设计“1912酒吧街”，号称要弘扬民国文化，实际上处处在模仿上海的“新天地”。最终酒吧街只是绕着总统府盖了一圈房子，完全看不出有什么民国旧都的特色，弘扬的只是上海的二手怀旧。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盗版的“新天地”又很快被二三线城市克隆，江苏各地相继出现了 “无锡1912”“扬州1912”……
一位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的乐评人说，他在深圳看到了造价21亿元人民币的市民中心广场，却没有看到市民。广场上没有遮阳伞，没有休闲坐椅，没有小卖部；没有时尚的年轻人在那儿边弹边唱，没有老头儿老太太们在那儿跳舞，也没有市民散步纳凉。
一位来自青岛的读者说，近几年青岛筹备奥帆赛，海边一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是往老城走，建筑还是越来越破，老城区完全没有从中受益。用当地人的话来说，“整个青岛就是一块镶着金边的抹布”。
实际上，在奥运会前后，李照兴也曾特意考察过青岛。通过对比，他得出结论：奥运会并没有改变这座城市。“新的设施跟原来的城市没有太大关系，老城和新城还是隔绝的，出行仍旧是个问题，作为游客，很难从老城舒服地走到海边。”
两次青岛之旅让他想起了同为海边城市的西班牙瓦伦西亚。据李照兴介绍，那里原本有条河穿过城市，后来干涸了，于是规划者把河道变成了公园和草地。置身那座城市，完全可以做个漫步者，很悠闲地从旧区走到新区，再从新区走到海边。
更重要的是，保护传统并不影响瓦伦西亚成为闻名世界的现代都市。被誉为“瓦伦西亚之子”的建筑大师Santiago Calatrava就在通往新区的河床上打造了5栋深具未来感的建筑，包括宛如地面开花的水族公园、远看像头盔近看像鲨鱼嘴的歌剧院、以眼睛为造型的3D立体电影院，以及一个步道公园和一座应用科学馆。
李照兴认为，这些设计会使游人得到一种从老旧的传统漫步到现代化国度的体验，同时很多当地人在其间自在地工作生活，也会让游客产生一种感觉：这个城市是属于我的。反观青岛，来到这座城市的人只会在海边走走，而且越走就越觉得“这座城市不属于自己”，看着那些被围墙阻隔的别墅和海景房，感觉像“走进别人家的院子”。
李照兴习惯把这类理想中的城市称作“common sense city ”（常识城市），这些城市在满足人们生活的基础条件方面是一致的。他觉得这里面包含着理想城市的发展轨迹：从前现代，到现代，再到后现代城市。也就是说，先有城市差异，随后通过文明建设及城市人的改变，达到每个文明城市都共通的 common sense。有此共通的基础下，才再去发展差异性。这种差异性，将成为城市的特色。
在李照兴看来，中国城市的问题，是还没有共通性的基本标准，就直接跳到了差异性和奇观性。结果，每个城市都变成了主题公园。
后奥运时代与世博会猜想 2004年之后，李照兴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北京，这让他得以亲身感受到那种超乎寻常的中国速度。“无论是交通也好，建筑也好，街道卫生也好，都因为奥运会压缩在很短的时间里面，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不那么完美。”
他把当下这座城市的状态比作“正在享受事后烟的男人”——高潮已经过去，等着恢复常态，重新寻找回自己的节奏。
李照兴和他的朋友们有些怀念1996年到2002年间的北京，“彼时犹见胡同落日圆，晚风或晨光中人们脚步尚算悠闲。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，是那时艺术和文学的地下状态：艺术尚未完全生意化、诗人尚未开始给房地产商作秀、树村（北京摇滚乐基地）仍然存在、我们还有时间和力气去未名湖打雪仗……今天的北京明显急促得多，十几个大型楼盘在赶工，要拆的胡同与小区迫不及待。我们却再找不到起步1．2元的廉价的士。”
有时候，李照兴也感叹自己对城市的书写已经跟不上城市本身发展的速度。《潮爆中国》的繁体版是在奥运会之前出的，等出简体版的时候，他不得不把很多关于后奥运时代的观察放了进去。比如怎么善用“鸟巢”，真正把它变成北京市民能够享用的公共空间，而不是仅仅成为游客合影留念的对象。
在李照兴看来，应该把过去几年为赶迎奥运会的超速发展稳定下来，不再从大的角度着眼，转而关注到城市的细节。譬如街道的宽度、流向、便利店的多少、店铺与休闲空间的分布等。这些细节，都是在赶工的时候被忽略的。
与此同时，他也开始了关于上海世博会的猜想。“2010，以往当它是个科幻电影的代号，曾经是那样遥远。”
几个月前，李照兴走过上海卢浦大桥两岸，看到的仍是无数咖啡色的破旧厂房，使他不能相信效果图上的场景，将成为2010年这个城市的真相。
“但谁都不会怀疑中国的进度会赶不上。”他说，问题是世博会留下的伟迹，普通市民可以享用吗？真能像口号中所言，“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”吗？
李照兴在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公布的计划书上看到：它有节能、注重环保的建设策略重点，包括江水循环降温技术、地源热泵、雨水收集等节能技术；它要展示城市的散点绿化的重要性；它也要显示有效率的运输及人流系统，包括要在园区内发展类似巴黎的单车租借计划，将来亦鼓励区内的生活可通过单车来解决挤拥和环保问题……
但这位城市生活的体验者，始终对纸上的东西存疑。
他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磁悬浮快速列车，其建造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浦东机场到上海市区的快速交通问题。然而从实际运作情况看，它只把人送到另一个地铁入口，一个造价90亿元的项目远不及香港和北京的机场快轨实在，在更大程度上却扮演着观光项目的角色。“有必要用世界上最快的陆上速度跑那个7分钟吗？”李照兴问道。
在他看来，真正的城市书写，不是历史，不是理论，不是规划，而是每个人真实的城市体验与生活。（本报记者 蒋昕捷）
我的評語：如果北京有作者說的問題，那麼香港也有同樣的問題。是好是壞，是對是錯，往往不能三言兩語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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